2009年出版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通过自愿性协商一致的国际治理》是克雷格N.墨菲（Craig N. Murphy）和乔安妮·耶茨（JoAnne Yates）针对ISO做的研究成果。他们对ISO、美国标准化组织A N S I和英国标准化组织BSI等做了深入考察；采访了重要的国际标准化历史人物的后代，对国际标准化的历史和现实进行了剖析，提出的主要观点包括：标准是“技术基础构架（technical infrastructure）1”，对于帮助建立“物理基础设施（physical infrastructure）”和贸易区有重要作用，以及有孕育和促进创新的作用；委员会通过协商一致产生的标准优于政府制定的标准和市场竞争产生的标准；委员会标准化能够成功的原因是它应对协调问题和合作问题的方法，等等。

由于篇幅关系，本文只把墨菲和耶茨的研究中对ISO发展历史的考察呈现给读者，并且试图对他们的观点进行归纳，并对有关问题进行讨论。关于墨菲和耶茨对于协商一致标准化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标准作为技术基础构架的论据、欧盟和美国之间的标准之战，以及对ISO当前面临的困境和未来发展的观点和预测等，笔者将在后续的文章中予以讨论。

墨菲和耶茨指出了最老的国家标准化组织（如BSI、ANSI）都起源于上世纪早期各国的工程师协会之间的一个协议。这些协会团体中很多都是自愿性协商一致标准化的早期创新者。

在上世纪初的时候已经有跨国的标准化活动。在欧洲国家里已经有了工业化的铁路网、电信网、电力网等，并附带有政府之间的协调工作，包括度量衡、货币、银行往来业务以及各领域的公共管理等。在那个时候，很多政府间的会议在频繁的“国际博览会”期间召开，创建了早期的政府间组织。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国际团体也常常在国际博览会期间召开会议，试图在那些政府不理睬的领域里建立基础标准。

19 0 6年，在伦敦召开的一个特别会议上决定成立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并且让一位年轻的英国电气工程师查尔斯Le·迈斯特（Cha rles LeMaistre）负责位于伦敦的办公室。在同年，迈斯特还成为了英国电气专业协会（BSI的前身）的负责人。IEC和英国国家委员会在早期开发了很多标准化方法，建立了标准化体制和机制，后来都成为了国际标准化的范本，一直延续到当今的ISO。ISO常常把迈斯特描述成为在其发展早期的中心人物——“国际标准化之父”。

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先进国家的工程师协会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工业“运动”——“标准化运动”、“合理化运动”，以及“简化实践运动”。这三个运动中有两个早已经销声匿迹，只有标准化运动还在继续。标准化运动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在于它的集体认同与其他运动不同。标准化工作者讲究实干，相信民主，以过程为导向，而且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服务于公共利益。他们希望建立的标准化组织的规模足够小，但是还能够非常有效率。

19世纪的科学家们开创了通过定期会议的形式建立计量基本单位的先例。标准化工作者向他们学习，但是又与他们不同。标准化工作者是工程师，不是科学家。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并不仅仅是一般的工程师了，他们是那种要让制定的标准得到实际应用的工程师。他们不同意有些人希望把标准的商务用户都排除在审议专家之外的做法——那些审议专家只有当标准为最佳或者最为精练的时候才满意。迈斯特就为说服美国的工程师们同意商务人士能够进入到标准化组织（之后成为ANSI）中成为审议专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种务实的做法确保了标准化运动快速成长，其组成除了专业的工程师之外还包括所有那些相信标准化价值的人。

到了1930 年，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主要国家的标准化机构都放弃了“最好的标准都是由工程师们所建立”的理念。相反，他们追随迈斯特所谓的“民主和进步的原则”，让生产商和消费者，以及包括政府中大量采购部门的技术官员和重要的社团组织等都参与进来。标准运动的理想是“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虽然没有人提出具体的协商民主的严格理论，但是证据表明，这一共同理想具有广泛的向心力。这在ISO官方历史书《平等中的友谊》（ISO, 1997）中的几乎每一章中都有所体现。以过程为导向成为了标准化的基本原则。吸纳所有利益相关方的代表并且用协商一致的方法进行决策的思想确保了标准的合理性，进而保证标准能够被广泛采用。所产出标准的自愿属性还确保了它们并不阻碍创新，让创新者和企业家避免了专制法规的僵化。

1926年，大多数已经成立的国家级标准化机构创建了ISO的前身，“国家标准化协会国际联合会”，简称为“ISA”。这个组织一直未解决好“英制”和“公制”国家的分裂，并在二战期间就停止了工作。194 4年成立了联合国标准协调委员会（UNSCC）。但是UNSCC在二战结束的时候完成的工作很少。战争更加突出了国际标准化的更大需求。按照《经济月刊》的说法，仅仅是英国和美国螺纹标准的不同就造成战争成本增加了2, 50 0万英镑。《经济月刊》还论证说，UNSCC和奄奄一息的ISA都无法促使经济的复苏，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组织。大西洋两岸的工程师们和工业界人士都同意这种看法。

ISO终于在19 4 6年成立了。所建立的组织把IEC和ISA合并在了一起。ISO的技术委员会从一开始就被赋予发布建议性国际标准的职责—— 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称为“标准”，而是称为“建议书（recommendations）”，这让它比起UN的协调委员会权利更大了。ISO的机制并没有取代IEC，而是形成一种协调关系。IEC在其中相当于更大组织中的自治“技术分部”。

3.1 形成能力（1947~1964年）

ISO发展的第一阶段是从1947年到1964年。在其第一阶段结束的时候，它主要还是一个欧洲机构。尽管其成员组成包括了全世界的国家标准化机构，但是从参加ISO技术委员会的数量和承担ISO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的数量看，欧洲国家占据了主要部分。1958年，已经成为瑞典标准化协会（SIS）负责人的奥勒·司徒兰（Olle Sturén）认为，西欧比美国和东欧对于全球标准更加感兴趣，这是因为西欧与COMECN（经济互助委员会——前苏联主导的经互会，成员主要都是东欧国家）国家以及作为洲际国家的美国不同，西欧国家的销售必须面向全球市场。1969年，当司徒兰刚刚成为ISO秘书长的时候，他回顾欧洲在ISO占统治地位的年月，认为那只是ISO的童年。“如果考虑到ISO在 1947年才出生，那么现在它的学习期结束了。”

司徒兰论证说，早期的ISO在西欧的特别指导下做了很多对于全球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机构最终建立了全球认可的计量和专有名词的通用术语，以及测试不同基本材料的通用方法，包括钢材、水泥、塑料等。“ISO在基本的机械工程领域继承了ISA做的项目，”而且基本上完成了；到了1969年，类似“螺钉螺母”的机械不兼容问题即将成为过去。

3.2 协助建立全球市场（1964~1986年）

司徒兰在1964年进入ISO工作之后主持了一个针对荷兰标准化协会（NEN）提出的ISO面临挑战的研究工作组。荷兰人相信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即当今称之为的“全球化”。ISO赋予隶属于它的一个委员会（NEDCO，也称之为荷兰委员会）5项责任，要找出ISO应对挑战的方案：（1）停止国家标准化机构的重复工作——如丹麦和意大利已经有了奶瓶的标准，荷兰没有理由再制定一个不同的标准；（2）在新的技术领域要减少制定标准的时间；（3）要与一些组织开展更加有效的合作，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及类似的区域性组织，越来越多且直言不讳的消费者群体，在全球促进工业化的联合国所属机构，以及正在为工业产品创建全球市场的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4）与在快速变化的通信领域中扮演引领角色，但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自治的IEC开展有效合作；（5）注重“在非技术领域中的标准化知识的传播和正确应用”，也就是说，要做好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s）工作。NEDCO在这些问题上的建议成为了ISO后20年的重要工作议程。

在1972年，一个非常简单却很重要的方法让ISO改变了其公共关系，就是把ISO制定的“建议书（recommendations）”改称为“国际标准”。在10年之后，大多数国家标准化机构的重复性工作都被淘汰了。事实上，到了1980年，很多活跃的国家机构都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开发全球标准，而很多“国家”和“欧洲”标准只是简单逐字逐句地采用ISO或IEC的标准。

ISO在其发展的第二阶段为建立世界市场扮演了重要角色，主要是针对全球经济的物理基础设施的标准化工作。在这个阶段ISO对于全球经济的几乎每个部门都开始施加影响。ISO标准数量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的持续增长也说明了这一点。最值得一提的是集装箱标准对于全球运输行业以及对全球经济的重大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过程。墨菲和耶茨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就对此有先见之明：“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 …… 交通的极其便利 …… 商品的低廉价格，是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的重炮 …… 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1848）。”ISO提供的“技术基础构架”，以及它协助建立的“物理技术设施”为此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到了1997年，司徒兰认为有两件事值得总结。首先是到了1977年，ISO在大多数工业领域的国际标准制定已经占据了“实际的支配地位”，而且直到如今也是如此。当然也有重要的例外，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处于医药行业的领导地位；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现在依然负责的汽车安全领域；以及ISO与IEC、ITU共享领导地位的通信和信息技术领域等。司徒兰总结的第二点尤为重要——从1980年开始，大多数新出现的工业标准都成为了国际标准。

3.3 拓展范围（1987~2008年）

ISO的第三个阶段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它从此进入了全新的领域——在制定质量管理标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扩展到该标准在环境领域中的应用，以及进入到社会责任这一更综合的领域。到了2008年，ISO的工作重点包括提高对消费者来说极为重要的饮用水质量、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在国际石油天然气行业促进质量管理等；它制定标准的重点包括ISO 9000（质量管理标准）、ISO14000（环境标准），以及当时正处于最后完成阶段的ISO 26000社会责任标准。

就在ISO进入新的领域而且很成功的同时，其传统的角色——在前沿工业领域制定标准促进创新——可能已经被削弱了。在新的信息产业中创新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囊括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委员会采用协商一致的方法制定标准可能太慢了。在1997年卡尔F.卡吉尔（Cargill, Carl F., 1997）认为：“不能相信ISO会夺回IT市场，除非（IT技术）变化的速度衰退。但是ISO可以转向其他市场保持它的长处。与ITU易变的流程不同，ISO的悲剧性缺陷是把流程作为根本精华和纯洁的信仰，当环境变化了的时候也不愿意让流程改变。”

4.1 国际标准化的起源

ISO起源于20世纪初工业化革命过程中的标准化运动。工业化革命中热衷于标准化的工程师们，凭借国际主义精神，以及“民主和进步”、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思想，创建了标准化“自愿性协商一致”的基本原则，建立了早期的国家标准化组织，以及之后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EC（1906）以及ISO（1946）。英国电气工程师查尔斯Le·迈斯特在早期国际标准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称为国际标准化之父。

ISO和IEC从一开始就是非政府组织（NGO）。尽管随着后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加入ISO，增加了其成员国的标准化组织是政府机构的比例，但它的组织形式依然保留着非政府机构的形式。现在也可以从ISO的网页中找到它自称为NGO的说明（ISO, 2015）。

4.2 协商一致的合理性

墨菲和耶茨指出，标准运动的理想是协商民主。早期的国家标准化机构（1930年）就已经放弃了“最好的标准都是由工程师们所建立”的观念，反而让生产商和消费者以及包括政府中大宗采购部门的技术官员和重要的社会团体组织等都参与进来。吸纳所有利益相关方的代表并且用协商一致的方法进行决策的思想确保了标准的合理性，进而保证标准能够被广泛采用；所产出标准的自愿属性还确保了它们并不阻碍创新，让创新者和企业家避免了政府法规的僵化。

墨菲和耶茨认为，很多私营部门参与方，包括生产和使用各种工业物品的公司和消费者、设计产品的工程师，以及把工作成果告知工程师们的科学家，都有极强的动因在公共标准上达成一致。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个多世纪以来非政府机构维护管理着众多制定自愿性标准的机制。墨菲和耶茨把这些机制放在一起，分类为“委员会”的标准化，与之对应的是政府的标准化和由于市场长期运行而形成标准。

墨菲和耶茨引述法雷尔和塞隆纳在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中建立的在不同标准化机制下的形式模型（Farrell, J. and G. Saloner, 1988）。在合理的假设下，法雷尔和塞隆纳得出了ISO和其他自愿性协商一致标准化组织中技术委员会所显示出的优势：“实际上他们实现了制定唯一标准的目标，即便是当制定标准的速度很重要的时候‘委员会’依然胜过市场。”市场通过单独运作需要在较长的时间内才会产生互相竞争的标准。例如：录像带标准VHS和Betamax之间的竞争，以及近年发生的最新一代视频光盘标准Bluray和HD DVD之间的竞争都超过了10年。

另一方面，有充分理由说明，无论如何都不应把大多数标准制定为法律。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事情需要立法。任何工业经济需要的最少标准数量也在数以万计。而且每年都有数百个新标准需要建立，每个标准都需要持续的更新。如果用立法解决工业标准的问题，结果他们就会让这些标准在数十年甚至经过几代人都不变。

4.3 三个阶段的主要成绩

笔者认为墨菲和耶茨把ISO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非常合理。第一阶段形成国际标准化能力，第二阶段为全球贸易提供技术基础构架，协助建立全球市场，第三阶段向社会问题标准化拓展。ISO在第一阶段（1947~1964年）与国家标准化成员体共同形成了庞大的国际标准化网络，采用了BSI和IEC在早期开发的标准化方法，建立了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为基础的自愿性协商一致的标准化机制，并且逐步形成了标准化能力，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对于ISO发展的第二阶段（1964~1986年），墨菲和耶茨提出，ISO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基础构架，协助建立了重要的物理基础设施，促进了全球市场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打下了基础。他们通过论证得出结论，某一区域实施的技术标准能够定义贸易区域，进而国际标准则能够支持全球贸易。他们特别指出ISO制定的集装箱标准，对装载集装箱的卡车、船舶、火车以及码头和装卸集装箱吊车的技术要求，对吊车司机进行培训的方法，信息技术中为传送货物的标准文件，为追踪货物包含综合信息的条形码、包括安全码的银行卡等国际标准，等等，都属于这类技术基础构架标准。而且这一基础构架的清单在持续地增加。瑞典标准化工作者奥勒·司徒兰在进入ISO工作之后为其第二阶段的重新定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第三个阶段（1987~2008年）中，ISO的标准化明显地向工业技术标准的领域之外延伸而且取得了很大成功，如质量管理体系标准、环境管理体系标准、以及社会责任标准等。虽然ISO在IT领域的表现无法与某些企业联盟组织（consortia）竞争，但是，墨菲和耶茨论证说，ISO依然在国际标准化领域中占有重要位置。而且他们认为，ISO拥有庞大的国际标准化网络，ISO标准的重要特征是具有稳定性，这让ISO不仅仅在传统工业标准化和后来扩展的社会领域标准化中占有优势，它还将成为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品（public goods）的重要国际组织。在国际层面的政府间组织（如联合国等）无法提供国际治理规则的情况下，ISO却有能力提供（如社会责任标准）。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不同学科的学者加入到讨论标准化问题的行列。克雷格N.墨菲教授是美国威尔斯里学院研究国际关系的政治科学家；乔安妮·耶茨是麻省理工史隆管理学院研究通信和信息技术企业应用的管理科学家。这也是首次有社会科学界的人士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于ISO的标准化做出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我们展现了ISO发展过程中非常鲜活的历史故事和重要人物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其成果非常引人注目。

从墨菲和耶茨对ISO的发展历史过程的考察可以看出，ISO这种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为了解决工业化过程中的问题而兴起的“标准化运动”，它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BSI和IEC最早采用的委员会标准化的形式和协商一致的标准化机制。笔者非常欣赏两位作者对于ISO发展三个阶段的划分。其论述让人能够非常清晰地理解ISO在经济全球化中扮演的角色。墨菲和耶茨的研究成果发表于2008年，所以他们把ISO的阶段划分截至2007年。实际上ISO在2008年之后还有很多新的发展。例如：ISO 50001能源管理、ISO 31000风险管理、ISO22000食品管理、ISO 27001信息安全管理、ISO 20121可持续事件等。所有这些都可以看成是墨菲和耶茨定义的第三阶段的延续。

墨菲和耶茨对于协商一致标准化方法用了“协商民主”一词进行表述。这实际上是对于标准化的社会属性进行了定义。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曾经采用“技术民主”一词来表述（王平, 2015），认为现代标准化产生于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协会性质的民间标准化组织是工业革命发展时期民主制度的产物（王平，梁正, 2013）。但是现在看起来“技术民主”并不全面。因为ISO的标准化领域已经向重要的社会问题拓展。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标准化的理论问题研究不仅仅要关注标准化的定义和标准的自愿属性，另一非常重要的方面是要针对协商一致标准化机制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亦即为什么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协商一致的标准化能够吸引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不同的社会因素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它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墨菲和耶茨在其研究中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他们把协商一致制定标准的机制分类为“委员会”标准化，其他两类是政府制定标准和通过市场竞争产生标准。他们进而论述了为什么协商一致标准化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优于其他两类标准化机制。“很多私营部门参与方，包括生产和使用各种工业物品的公司和消费者、设计产品的工程师，以及把工作成果告知工程师们的科学家，都有极强的动因在公共标准上达成一致。”这些观点对于我国进行标准化体制改革，以及推动民间团体开展标准化也能给予一定的启示。

但是他们关于ISO“实现了制定唯一标准的目标”这一结论与事实并不完全相符。ISO在传统产业绝大部分领域中确实实现了制定唯一技术标准的目标，但是在IT领域和新兴产业领域已经做不到制定唯一的标准了。例如：ISO/IEC JTC1制定的办公文档格式标准中就有两个不兼容的标准共存，ISO/IEC 26300和ISO/IEC 29500 （Wang, Ping, J. Kwak, H. Lee，2014）。ISO面对IT技术高速发展和私有技术的激烈竞争做出了妥协，允许在同一技术领域中多个技术方案成为国际标准。

墨菲和耶茨关于标准是技术基础构架并协助建立物理技术设施的论述，以及ISO在其第二发展阶段为建立国际市场，为经济全球化打下基础的论述极为精彩。他们关于ISO将成为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品的重要国际组织，并能够为国际治理提供规则的论述也颇具独到的见解。笔者认为，“ISO将在未来国际治理中扮演一定角色”的趋势非常明显，但是还应该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标准化是一门跨领域的综合学科，以前社会学科对于标准化的研究相对较少。墨菲和耶茨是社会科学领域首次对ISO的标准化进行深入考察和研究的学者。他们对于ISO标准化的研究结论是对标准化理论研究的重要贡献。

ISO起源于20世纪初工业化革命过程中的标准化运动。热衷于标准化的工程师们凭借国际主义精神，以及“民主和进步”、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思想，创建了标准化“自愿性协商一致”的基本原则，建立了早期的国家标准化组织，以及之后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EC以及ISO。ISO是一个非政府的国际标准化组织。

用“协商民主”对协商一致标准化方法进行表述实际上是对于标准化的社会属性进行了定义。对于标准化的理论问题研究不仅仅要关注标准化的定义和标准的自愿属性，还要针对协商一致标准化机制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

ISO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ISO在第一阶段（1947~1964年）与国家标准化成员体共同形成了庞大的国际标准化网络，逐步形成了标准化能力。对于ISO发展的第二阶段（1964~1986年），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基础构架，协助建立了重要的物理基础设施，促进了全球市场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打下了基础。第三个阶段（1987~2008年）是ISO拓展标准化领域的阶段，ISO标准化明显向工业技术标准的领域之外延伸而且取得很大成功。

虽然ISO在信息通信技术（ICT）标准化领域处于弱势，但是它依然处在全球庞大国际标准化网络的中心，为社会提供“技术基础构架”，帮助建立“物理技术设施”，向社会领域的标准化扩展，并将在全球国际治理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标准化对自主创新与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及相关公共政策研究”（项目编号：71373137）和国家自然科学面上项目“国家自主创新体系国际化理论与政策研究”（项目编号：71033001）资助。

1.请读者注意，技术基础构架和物理基础设施的英文technical infrastructure和physical infrastructure

2.参见墨菲和耶茨著作的p11-17（Murphy, C. N., and J. Yates，2009）

3.参见墨菲和耶茨著作的p18-23 （Murphy, C. N., and J. Yates，2009）

王平，研究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原副总工程师，长期从事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CAD/CAM），以及制造业信息化标准化工作。自2000年以后开始标准化历史和基本原理、标准化与创新、企业标准化以及国际标准化等方面的研究工作。